
电影放映当日,翁先生在活动后“接见”了部分观众——其构成大抵是研究东亚历史的教授、学生,以及美籍华人中年长者抑或有意引领后辈学习国画之年轻家长。本人和此等人士并无缘起,不过大约商学院呆久了,难免被潜意识驱使奔向任何后台社交活动,于是也混在这十几号人中间,入了放映厅后的会见厅(这简直像Eternity and A Day里面Alexandre混在一群美国买家间进了人口贩子的大本营——大约美国人群是外国人最易隐藏其中并失去身份识别的民族)。
翁氏于2000年将家族收藏中的古籍善本悉数转给上海图书馆。翁当时委托拍卖提的条件是:善本收藏必须是整体转让,不得分割;收藏可卖给亚洲任何能够胜任善本收藏的现代博物馆——日本国的博物馆除外。
“您为什么只转善本,不转书画?”
“文物古籍收藏最重要的一关是博物馆与图书馆——这里说的反倒不是温度湿度光照之属技术问题,而是馆员。没有馆员作编辑整理修订研究,文物古籍便如死灰槁木,意义全无。美国能够胜任护持研究中国书画的博物馆尚有若干,但古籍惟有国内大馆担当得起。转让收藏不只是转让实体,更需要其鉴赏价值得以流传。”
(并未正面回答书画之问题,或许接受转让美国博物馆将是“神州士夫羞欲死”的下一站目的地。)
“您对‘我党’如何看法?48年您转移家族收藏制美国的作为似乎是颇具针对性——拯救家族荣光于危难,但2000年时,您又将上文收藏转给上海图书馆(我2006年冬在上海,还见了上图的部分馆藏;您问我是否上博馆员?非也非也……)。您这些举措,是否基于这几十年间您对‘我党’观念之变化?”
(在翁先生所摄纪录片里,他便提到,当时举家做了西北航空公司上海飞纽约的最后航班,将全部文物孤注一掷地托给一个经营海上运输的白俄,那白俄告诉翁先生“我充分理解你的处境,我就是从一个红色政权逃脱出来的”,之后便交付翁先生一纸托运书——翁家的全部收藏变承载了一片纸上,所幸数月无过等待之后,纽约海关的一个电话,通知翁先生家族收藏,悉数堤岸。)
“我48年迁移文物之举并非针对共产主义”温先生笑答,右手食指在我面前晃了几晃,“你太年轻,不知道当年国共决战三大战役即将打响——”
“我知道一些,我祖父参加了淮海和平津战役,他是四方面军的老兵,在家倒是常讲革命故事。”
(又是题外话了,祖父在张国焘出事时,正是其警卫连连长,也便随着张国焘过了一来一回两次草地,加上日后随四方面军余部北上,算是走了三遍草地。据祖父本人讲,张国焘不大看得起他这个贫农白衣,不过无妨——反正张国焘也不受用毛。祖父之前也跟过朱德,还有三次要被朱德枪毙的故事,然而对于白衣而言,最令其耿耿于怀的形象,永远还是知识阶级——祖父在张国焘问题之后,被毛、周分别找去谈话时,便因为心中还是向着张国焘,表错了态,“老总们说他有问题,我们小兵也不敢说什么”;祖父于是被剥夺了调职二十八军的权利,不过这是美军装备的二十八军不日全军覆没,也算是添了祖父塞翁失马逸事一则。)
“那我和你说起来就容易了——那时国共决战,共军也正横渡长江,我只是受动荡大局势所迫,并非针对决战中任何一方。对于‘我党’,我也谈不上有观念变化。”
(事实上我尝以为,翁先生对于今日之中国,是有上好印象的,并且尤其致力于树立一个客观的现代中国之形象于国际社会——举个小例,翁先生在解说Town by the Yangtze (1948, 10 min)时便再三再四强调,今日之常熟,远非他日之小镇可比,常熟之美化扩张化与现代化,方是在作人士应当想象的中国;不过翁先生这话,似乎也有诟病历史重镇的工业化开发,令城市缺失地标。)
前文中提及的Keene State College的东亚历史教授Roland L. Higgins(乐南),和翁先生有过几面之缘,活动后兴高采烈地用了MFA的会员卡买了咖啡厅里的打折黑咖啡(题外话,美国朋友说,黑咖啡似乎是美国特出——在欧洲,永远只有烈酽的espresso shots),同我聊了良久,之后还重回了中国馆看画,不过乐南教授取笑我有大国民沙文主义倾向——这恐怕是因为,我在谈话里提及过翁氏转让古籍时不允日本收藏之事实,并且无意间指着MFA的星巴克黑咖啡提到故宫里唯一的营业性质喝茶闲坐之所,不是中国人自己开的茶馆饭堂,却是明晃晃一间星巴克。